伍修权（中）走进联合国大会现场

  1908年，伍修权出生于湖北武昌一户贫困人家，15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曾参加长征，列席遵义会议，参与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。1945年9月，为方便与苏军接洽接收东北事宜，伍修权被授予少将军衔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授予军衔的革命将领，因此被誉为“首席少将”。与许多从烽火年代走来的领导人一样，保密，是贯穿伍修权革命生涯的重要元素。

  隐蔽状态下，千方百计寻找组织

  少年时期，伍修权受到陈潭秋、董必武等人影响，早早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，积极物色志同道合的青年开展革命宣传活动。1925年，在党组织推荐下，他赴苏联留学、工作，但始终心系祖国，多次提出回国请求。

  青年伍修权

  1931年6月，伍修权一行终于从苏联辗转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，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人意料：从吴淞口下船后，他赶到事先指定的旅馆住下，并将写有化名的牌子挂在旅客房号板上，等待党组织接头，但半个月过去了，一直都没有动静。

  原来，当时中央特科原领导人顾顺章、中央政治局原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，使党中央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，根本来不及与伍修权联系。

  伍修权也敏锐地觉察到一定是出事了，但他不愿盲目等待，决定上街“碰碰运气”。这天，伍修权在南京路上偶遇张振亚。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相识，伍修权知道张振亚在苏联军事机关的情报部门工作，常常回国执行任务。通过对方的帮助，伍修权终于找到了党组织，并顺利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，被派往中央苏区开展工作。

  重重“包围”中，甩掉“尾巴”防范窃密

  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伍修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，并于1938年担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处长。其间，他充分发挥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的优势，开辟了延安与苏联的秘密通道。

  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前身驻甘办事处

  从1937年设立到1943年撤回延安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6年多时间内，不仅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抗战物资，还接送了周恩来、王稼祥、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，以及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等大批革命家往来于苏联和延安。因此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也被周恩来誉为“革命的接待站，战斗的指挥所”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伍修权还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，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、发展党员。当时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对甘肃地下党组织——中共甘肃工委没有直接领导关系，却又负有帮助和指导工作的责任。兰州办事处实际上就成了指导甘肃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处秘密堡垒。

  1938年2月，伍修权接任彭加伦同志时的合影（左2谢觉哉、左3彭加伦、右后3伍修权）

  1941年1月，国民党政府发动“皖南事变”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也受到严密监视，门口有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伪装的修鞋摊，隔壁有密探开设的饭馆，还有游动哨从房后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地窥望办事处院内，伍修权只要外出，马上就有特务眼踪盯梢。

  为了甩掉“尾巴”，伍修权常常一早就匆匆走出办事处，引得特务跟上来；他从南稍门一直走到黄河边，但只在那里锻炼身体，或者在大铁桥上逛一逛，故意让特务们白跑一趟。伍修权回忆说：“由于我每天如此，那些家伙毫无所获，也就不每天跟着我了。我就利用机会赶紧办一些事，同地下工作的同志接头，或去看望某些人，之后又若无其事地踱回办事处。”

  通过灵活有效的保密工作，伍修权在复杂形势下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脱下军装的他，在外交战线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